毛泽东：红军若只知打仗，便无异军阀，一场生死之争终定魂

一支军队的天职就是打仗，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红军如果只知道单纯地打仗，那它与旧时代的军阀武装便毫无区别。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深刻结论，其背后是一场关乎这支新生军队存亡的路线斗争。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早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就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暴露出来。当时，单纯的军事思想就像一个幽灵，时刻盘旋在红军内部，稍有不慎，就可能将革命引向深渊。

一次胜利后的致命偏航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这本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部队出发前，因脚伤未能随行的毛泽东特意嘱咐带队的团长陈浩，攻下县城后，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帮助建立真正属于工农自己的政权。

然而，陈浩显然没有理解这番话的深意。部队进城一个多月，除了每日的军事操练和点名，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群众工作。他们虽然也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县长由部队指派，其余人员全是旧官僚，办事还是老一套，派款派捐依旧依靠商会，引得群众怨声载道。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红军当成了一支传统的占领军，而非革命的播种机。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写信向远在宁冈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回信严厉批评了陈浩的错误，强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兵政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茶陵的局面迅速改观，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政府主席，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真正站稳了脚跟。但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当湘军反扑而来，陈浩的部队稍遇挫败，他那套单纯的军事观点立刻破产，继而转化为彻底的悲观动摇。

他公然宣称革命没有前途，竟擅自带队南下，企图投靠国民党军阀方鼎英。这已经不是思想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叛变。关键时刻，脚伤稍有好转的毛泽东赶到茶陵湖口，追上了队伍。他当机立断，在当晚的紧急会议上扣押了陈浩等人，将这支濒临瓦解的部队重新带回了井冈山。

不光打仗，还得会“当家”

茶陵的教训是深刻的，它用近乎毁灭的代价证明，一支脱离了群众的军队，即便能取得一时的军事胜利，也终究是无根的浮萍，一遇风浪便会倾覆。在砻市召开的全体指战员大会上，毛泽东正式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

这三项任务，将军事行动、经济供给和政治建设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彻底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打仗不再是唯一目的，而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手段。

这一思想在随后攻打遂川的行动中得到了完美实践。1928年1月，红军进入遂川县城后，毛泽东立刻将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深入城乡，宣传革命主张。他本人更是亲力亲为，到草林圩做调查，向中小商人宣传党的政策，明确规定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买卖，甚至细致到“连商人的一颗红枣都不能动”。

通过打土豪获得的物资，则当众分发给贫苦百姓。这些举动，让当地群众亲眼看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很快，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农民协会、工会、赤卫大队等组织也相继建立，党的组织在地方深深扎下了根。从宁冈、永新到茶陵、遂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迅速形成并巩固，靠的正是这套“组合拳”。

“枪”与“党”的路线之争

然而，单纯的军事思想并未就此绝迹。它如同顽固的病毒，在特定环境下又会重新滋生。1929年，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环境艰苦，战斗频繁，一些人头脑中“枪杆子就是一切”的旧观念再度抬头。

军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是要不要在前敌委员会之外，另设一个专管军事的军委。这表面看是组织架构问题，实质却是路线之争。主张设立军委的人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于集中，其背后是认为军事应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单纯军事观点。

这场争论导致红四军内部思想一度混乱，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工作难以开展。在6月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会后甚至被迫离开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休养和指导地方工作。

这支年轻的军队，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幸运的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时洞察了问题的严重性。8月和9月，中央连续发来两封指示信，特别是著名的“九月来信”，明确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要求恢复毛泽东在前委的领导。

古田定魂

中央的指示为统一思想提供了依据。11月，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工作。12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成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里程碑。

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分析了单纯军事观点的种种表现、思想根源和纠正方法。决议以不容置疑的语言，为这支人民军队的性质定了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决议再次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些文字，是两年多来无数次斗争经验的结晶，它为红军注入了政治的灵魂。

从此，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被牢固确立下来。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一支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结语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红军之所以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在于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政治使命。

这种基因，从那时起就深植于这支军队的血脉之中。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还是和平时期承担抢险救灾、支援国家建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人民军队的性质始终未变。打仗是核心能力，但绝不是唯一任务。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这支军队使命所系，这正是它战无不胜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