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王树声病情加重，在徐帅前来看望时，他感慨道：“若是当年我能够据理力争，或许情形便会不同。”

前言

1974年，王树声病情加重，卧床不起，面容憔悴。徐帅前来探望时，王树声忽然低声长叹：“若当年我能坚持真理，据理力争，或许情形便不同了。”此言如同一缕无形的琴弦，拨动了徐帅内心的琴弦，同时也引发人们的好奇：究竟有何往事，令这位资深革命家至今仍耿耿于怀？

在生命的尽头，他为何提起那未曾表露的悔恨？在风起云涌的历史岁月中，王树声又错失了哪些机遇？

这段话所揭示的深层意义，是否关联到某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抉择？王树声的懊悔，是否足以改写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这一切，或许不只是个人的遗憾，而是与中国革命进程息息相关。

在将军生命行将走到尽头之际，他仍对那段关于西路军岁月的往事念念不忘。

在石窝会议召开之际，西路军毅然决定将余部兵力划分为三个支队。其中，副总指挥王树声麾下以红九军为核心的700余人，于祁连山幽深之地展开游战。鉴于环境之艰险，最终仅有寥寥数人得以突破重围，重返延安。

临终前，他仍紧握妻子手叮嘱。

“若非他们三人伸出援手，我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你是否已找到那三位救命恩人的踪迹？在我离世之后，你务必继续追查他们的行踪。”

幸而，《生死腾格里》这部报告文学改编为剧本并搬上银幕，我们得以寻找到王树声将军昔日救命恩人俞学仁的侄孙，进而确认了中卫县宣和堡的俞占海正是那位英勇的救命恩人。

此外，王树声曾向前来探望的徐向前元帅提及另一桩事。

“……若当时我能与孙玉清据理力争，或许情形会有所不同……”

王树声将军所提及的，实乃昔日西路军在古浪之地与马家军展开的那场惨烈交锋。

西路军西征

1936年10月，中央依照既定的战略部署，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宁夏战役。为此，特令红四方面军一部率先渡过黄河，展开攻势。在随后的一个月内，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以及红五军的一部分，共计超过2.18万兵力，陆续跨越了黄河。

图|西路军委员会成员

红四方面军一部，自渡过黄河后，已被彻底隔绝于河西地区。此情此景，导致我部孤军深入，不幸陷入敌军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

为强化统一领导，中央政府正式批准设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此五人担任常务委员）以及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等成员组成。其中，陈昌浩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而徐向前则担任副主席。

以如此微薄的兵力，与长期盘踞西北地区的马家军相较，实难占据任何优势。

对于长期统治西北地区的马步芳来说，他主要忧虑着两件事。因此，在西路军成功渡过黄河之后，他迅速任命其兄马元海担任前敌总指挥，并率领两个骑兵旅，向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沿着山脉展开攻击。

彼时，西路军成功渡过黄河，已在山大部村寨、五佛寺以及打拉牌一带稳固了阵脚。传闻敌军首领马步青，为摆脱其弟马步芳的管控，曾主动与我军取得联系，商讨退守凉州，并将领土让出。然而，因派遣的代表在途中遭马步芳暗算，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任何成果。

“该部所处之地人迹罕至，粮食匮乏，水质苦咸，不宜大部队久驻。若主力部队无法迅速渡河，河西之军应先行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等地进发。”

实际上，中央军委起初对西路军的行动，尤其是对西路军后续提出的《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保持了审慎的立场。鉴于马家军强大的军事实力，若贸然深入敌后，确实存在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

反而，于11月6日，我方决定放弃对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的坚守，转而向大靖、平番、古浪、凉州等地发起进攻（即《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古浪之战

当时，马家军的主力多被红九军牵制于古浪一带，致使我军沿途遭遇的阻力甚微。趁此良机，我军还成功动员当地群众支援红军作战。

相较之下，红九军的处境显然更为艰难，与红三十军、红五军相比，其境遇更显棘手。

干柴洼地区，其名之下，地势便已显露端倪——四周高耸，中央低陷，形成了一处天然易守难攻的险地。面对这一战略要地，敌军总指挥马元海迅速调集精锐，将马彪骑兵第1旅、马元海骑兵第2旅、骑5师第1旅马禄部、第2旅韩起禄部、100师300旅600团马全义部，以及互助、乐都等县民团共一万余人，全力对红九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在生死攸关的关头，军长孙玉清与政委陈海松亲率司令部全体成员及交通队一同奔赴前线，共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成功地将敌军遏制在外。

众多重伤员因难以及时随军西进，只得留驻于民间宅舍。随着红九军撤离村寨，敌军卷土重来，将那些在乡亲家中疗伤的红军伤员尽数屠戮。

11月11日夜晚，红九军凭借27师作为后盾，奋力抵挡马家军的追击部队，其余主力部队则向横梁山方向挺进。

11月13日，红九军凭借一个团的精锐兵力，对古浪发起突袭，守军溃不成军。为了确保红三十军能够顺利西进，红九军的主力部队一旦入城，便巧妙地牵制住了马家军的主力。

马步芳的紧张情绪难以掩饰，古浪县城地处河西走廊的要冲之地，地势极为险峻。古时便有“虎狼关”之称，城之南北两侧均为崇山峻岭，成为守护古浪的要塞。城东仅有一条狭窄的山径，而城西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直通凉州。

身为红军的一位杰出将领，孙玉清对古浪的防御部署可谓是井然有序，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彼时，王树声担任教导团团长，正率部与红九军并肩作战。纵然他对城防部署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然鉴于队伍此时已深入敌后，他还是提醒了一句：

“亟需部队立刻加紧构筑防御工事，以抵御可能发生的敌军夜袭。”

孙玉清觉得部队近期承受了过度的劳累，亟需进行一次充分的休整。尽管他接受了王树声的建议，但他并不相信马家军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赶到，因此在心态上存在一定的疏忽。

纵然我军意志坚定，远胜马家军，然而在兵力和装备上，我方明显处于下风。战事一启，双方即刻陷入僵持不下的局面。

古浪县城地处低洼，地势本身便不利于防守，加之城墙久经风雨，损毁严重，整体局势对红九军而言极为不利。

马家军如潮水般自东西两侧涌入城内，举刀挥舞，展开了一场血腥屠杀。紧接着，步兵亦成片跟进，加入这场杀戮之中。

图|红九军古浪作战图

在生死攸关之际，军长孙玉清与部队并肩激战敌人，而政委陈海松则指挥城内唯一的战斗力交通队，与涌入城内的马家军进行殊死抵抗。

幸而驻守城北高地的27师得知敌军已突破城防，即刻派遣援军，方能成功击退闯入城内的马家军。

据青海党史网发布的文章《血战河西走廊——鏖战河西》所述：

“一位名叫姜启华的师长干部，曾是红军一方面军的成员，战功赫赫，英勇无畏，遗憾的是，他在激烈的巷战中英勇捐躯。”

王树声随红九军一同撤出战场，返回总部后，陷入了长时间的缄默。古浪战役的惨烈，红九军的伤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尤其是在那激烈的巷战阶段。尽管他并非此次战役的指挥官，但身为西路军的一员将领，他心中不禁涌起深深的痛楚。

红九军在此次激战中损失惨重，导致后续难以恢复往日之盛。尤为严重的是，在红九军成功突围至永昌后，陈昌浩未加甄别，便将浴血奋战的孙玉清、陈海松两位将领调离，由副总指挥王树声接任红九军军长之职。

1937年春初，石窝会议落幕之际，孙玉清随王树声所率的右支队，沿祁连山脉西北方向展开游击战。然在途中不幸失散，孙玉清不幸落入马家军手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守信念，坚贞不屈，直至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土地染血，战士如火。

王树声浴血奋战，率部转战祁连山脉，终至孤身一躯重返延安。得知西路军的情况后，毛主席安慰王树声：

“树声同志，你所经历的艰辛，我们感同身受。你那勇于承担责任并自我批评的精神，正是每一位红军战士应当学习的楷模！西路军的失利，其责任不应由你来独自承担。”

图|王树声将军

纵使岁月流转，王树声已屡建战功，但那段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惨败的历史，始终如刻骨铭心般，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之中。

1954年伊始，中央政府作出决策，着手筹备成立总军械部。开国元勋王树声将军受命，负责筹建军委总军械部。经过一年的发展，军委总军械部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1955年3月，王树声将军被任命为该部的副部长。

王树声受命担任总军械部部长，身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对这份职责的分量自有一番深刻认识。

昔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展开激战，然而，其之所以遭受重创，归根结底在于装备的匮乏，枪械和火炮不足。倘若当时红军的装备得以稍有提升，哪怕是配备几门山炮，或许战局便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西路军在荒芜人烟的戈壁滩上与马家军展开殊死搏斗，直至弹尽粮绝，每一兵一卒均英勇战至最后一刻。对于昔日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而言，这段经历始终如同一道难以抚平的伤痕。

在王树声晚年的病榻上，当徐向前亲自前来看望时，他不禁回想起昔日的古浪之战，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感慨万千地说道：

“论指挥层面，此战确实失策。古浪城垣残破，地势又低洼，实乃不利守卫之地；然而，若能坚守城外制高点，先行阻挡敌军，再于城内构筑第二道防线，局势自可大为改观。然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些关键环节，致使敌军轻易占据了城外的高地。这恰似泰山压顶，我们束手无策。倘若当时我能坚持与孙玉清据理力争，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

图示：1965年，王树声与夫人合影留念，与徐向前及其配偶共同留下珍贵影像。

谈及古浪之战，西路军在战后对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认定古浪之战的失利，关键在于麻痹轻敌的心态、盲目硬拼的策略以及指挥上的失误，未能及时组织有效的突围。然而，王树声将军对此次战斗的失利深感愧疚，自始至终未曾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