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揭：隔离审查时的江青细节

1976年10月6日的黄昏时分，江青在北京市的景山公园亲手采摘苹果。然而，短短四小时之后，她便遭到了隔离与审查。

来源：人民网、凤凰网

作者：阎长贵、李宇锋

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杨银禄、阎长贵、赵柳恩、周淑英

访谈对象：马晓先江青最后保健护士

时间：2006年2月25日

李宇锋（简称：李）：作为江青最后的护理者，您在她身边工作直至她被隔离审查，并见证了她在这一过程中从服务者到监护人的角色转变，这无疑是一段颇具意义的经历。请您就此谈谈相关情况。

马晓先（简称：马）：我的职责是从事护理工作，日常所做的，听到的，以及所见的，都是生活中琐碎而平凡的事情。

正如赵柳恩与周淑英先前所述，我们这些护士与寻常的护士有所不同，我们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职责，超出了常规护士或保健护士的工作范畴。

回想起初至钓鱼台十号楼时的景象，那份感受宛如置身于银幕之中：女主角唤醒自己，铃声响起。随即，护士轻手轻脚地递上漱口杯和体温计，服务员疾步送来热水，秘书迅速整理办公文件，厨师也立刻开始准备餐食……仿佛这一声铃声就是号角，瞬间唤醒了十楼全体人员的活力。

当然，我对这里的员工团队印象颇佳，他们彼此协作默契，配合无间。我主要负责接替小赵——赵柳恩，马晓先的前任——的工作，交接过程细致入微。

实际上，重大事件并不多见，然而琐碎之事却层出不穷，而且——往往，事故多源于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在其他场合，这些小事或许无足轻重，然而在此地，它们却可能被放大，演变成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议题。

而且，我在的这段时间与她们在时略有不同。小周（周淑英）她们在时，生活护理的工作似乎更为繁重，而我在此期间并未感受到那些特别严苛的生活护理要求。

赵柳恩（简称：赵）：别的呢？

马：一切如常。在这片工作天地，汪东兴所赋予我的职责便是：只需确保在组织上保持服从，专心把工作完成得尽善尽美。尽量避免频繁向保健处的领导请示，同时减少与家人的电话联系。勿向家人透露过多，亦无需向单位领导递条子，如有事情，可直接向我或张耀祠寻求帮助。

我并无过多所思，只要您允我在此停留，我便留；若您不欲我在此，我便离去，悉听尊便。

在我抵达此处之前，心中已有预期，深知这里的任务颇为艰巨。自李讷怀孕前那场发烧起，我便开始对她悉心照料，这已有一年多的光景。期间，我负责了她整个孕期的护理与用药，以及分娩前的各项准备，这些工作均由我一手操持。产后，李讷的康复调理，包括服用中药，也全由我负责护理，直至她聘请了阿姨，约三四个月后，我才得以抽身离去。

不久前离开李讷后，保健处长陪同下，汪主任与我进行了一次交流，提议我前往江青处任职。我以妻子患急性肝炎，全身泛黄为由，婉拒了这一提议，担心自己可能因此传染疾病，责任难以承担。即便我自己不便前往，组织上也应当对此负责。

汪主任闻言，不禁感到一丝胆怯：“那便作罢，作罢，我另寻他人。”

“你倒是挺符合这些要求的。”汪东兴接着说：“目前正急需你去她那里工作。”

“我表面上是接受的，但内心确实有所抵触。”他接着说：“你内心的抵触无妨，关键是要在组织面前保持服从。”

当时形势所迫，我唯有前往。关于那次会面的第一印象，我的记忆已显得模糊不清，仅记得与她见了一面，我简略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似乎并未涉及其他话题，甚至连握手都省略了。

坦白讲，在她的岗位上，我们尤为重视她的休息质量。只要她睡得香甜，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会随之愉悦。清晨，我们关切地询问她的睡眠状况，她总是回应“还行”或是“马马虎虎”，而这“马马虎虎”已足够，只要她睡得舒适，脸上的神态便显得格外舒展。提及此事，其他同事也纷纷表示欣慰。

记忆中，那走廊上铺设的地毯尤为深刻，因其下方为硬质地板，每一步都伴随着清脆的咯吱声。不知是哪位细心的工作人员，在 carpets 上用粉笔巧妙地画出了若干圆圈，标记出那些会发出声响的区域。我们行走时，总是有意避开那些标记，选择在空隙中前行，以免再次发出声响，打扰到她的休息。

每当她敲响铃声，你必须即刻行动，否则难以满足要求，绝不能让她重复敲击两三次；然而，若行走速度过快，又会导致气喘吁吁，这同样是不妥的。因此，我们通常会先加快步伐，待接近她时，稍作镇定，平复情绪，然后才步入其中。那时，精神状态确实颇为紧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

当时，我经历的最大转变莫过于生活习惯的改变。我时常感到异常疲惫与困顿，尤其是在极度困倦的时刻，记得赵柳恩接替我班时，我看着那些衣物，竟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瞌睡。小赵提醒我：“你不能打瞌睡。”我则回应道：“我已经困得无法自拔了。”于是，她抓了一大把茶叶放入玻璃杯中，只加少许水，刚好没过茶叶。她对我说：“喝点这个，半小时后就会精神许多。”那茶水异常苦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真的过了半小时，我精神焕发。自此，我便学会了这个方法，每当感到困倦时，便会如法炮制。

若坚持不睡，第二天接班又成问题。于是，我便拉上窗帘，服用安眠药入睡。那时，我尝试过几乎所有类型的安眠药。过去，我能够连续睡六七个小时，醒来后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颇高。但自从那时起，我在那里的生活让我的生物钟彻底混乱。

在那处工作，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务必详尽记录，不容忽视任何文字细节。因此，在交接班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谨慎和细致。无论是注射何种药物，还是决定何时停药，我们均采用口头形式进行交班，无法留下书面记录。甚至对于一些细微之处，如萝卜仅食用了一半，剩余部分需存放在冰箱中，以及各类毛巾、衣物在洗衣房的位置，哪些尚未使用，都需详尽交代。这些要求均出自汪东兴以及负责护士工作的领导。严禁记录任何文字或日记，此举旨在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泄密事件的发生。

在江青麾下工作数年，我爱人竟一无所知。后来，在主席病情危重的时刻，有一回我正在家中熟睡，江青突然来电催促我返回。我急忙应了一句，他这才恍然大悟，料想我或许是在江青那里工作。

起初，我是在女儿出生后前往她的住所开始工作的。女儿于3月份降临人世，而我则是9月踏上了前往她那儿的征程，仅仅休整了短短数月便投入了工作。我们每周都会各自回家一次。在江青那里，我工作了三四年之久（包括后来的监护期），始终全力以赴，力求将工作做到最好。我们全然不顾孩子，不顾家庭，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某日，我家宝贝因感冒发热，鼻子不停出血，发出嘀嗒声。我虽心急，却无暇顾及。回家后发现她已伏在沙发上睡去。那时，我心头涌动的情感难以言表。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唤醒她，为她清洗擦拭，还在暖气上放置了一个饼干盒子，以便她醒来后有食物可食。

护士与我同行时，不禁责问：“你竟如此对待孩子，岂不是太过分？”我无奈地回答：“我又怎能不如此？请不起保姆，只能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每当我外出，耳畔便传来孩子不断踢门的声音，那声音让我内心无比痛苦。尽管如此，我又能有何办法呢？

李：江青和张春桥关系密切。

马：在江青的内心深处，对张春桥颇感重视。起初，她最为关注的是康生，随后则转移到了张春桥与姚文元身上。每当她决定观赏电影，便会邀请他们二人一同前往，这主要是因为王洪文独享一间专为观影所设的私人空间，他习惯于在家中独自观赏电影。

江青用餐时分，他人不得擅入。午前，她常服用安眠药，服药后便陷入沉睡。至于晚餐，她则不似午时那般静谧，有时饭罢即刻赶赴会议。我曾偶遇一幕，彼时她竟将张春桥召唤至餐桌旁，复令我至程师傅处为其预备餐具。心想，这实非易事，因她用餐时，不容旁人靠近，亦不容有食物咀嚼的声响相伴，唯有音乐或极度的静谧方可。然而，那次张春桥却与她同坐一桌，共进晚餐。他们如何分菜，我不得而知，但两人似乎正就事论事。

杨银禄（简称：杨）：在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着手撰写九大报告。他向主席呈交了部分稿件，不料主席审阅后表示不满，便让江青传达意见，指出其文稿不合己意。于是，两人之间便爆发了一场争执。

在二人争执之际，张春桥与姚文元均保持沉默。事后，江青将他们二人唤至十楼，严厉斥责道：“我这是传达主席的指示，陈伯达却还想纠缠不休，你们俩站在那里，竟无言以对，回去后即刻撰写检查书！”张姚已写检查。

李：这个检查长吗？

杨：内容经过我的手，然而我并未细读。篇幅仅有一两页，不算太长。

马：在我们的记忆中，张春桥通常保持着淡然的表情，姚文元则显得略显不修边幅，甚至有时边走边穿着衣物，显得仪容不整。至于王洪文，他身边总有着服务员和护士的照料。那个时期，主席确实为他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待遇。王洪文不像党的副主席，只是个花花公子。

杨：张春桥与姚文元的秘书及警卫人员，均由我警卫局派遣，无论他们源自何方，均需经过警卫局的严格审查。独有王洪文的秘书与警卫，乃是从上海随其而来的。

马：主席逝世前后，江青有所行动。

自1976年8月20日始，主席身边始终有一支高效的抢救小组轮值，而在此期间，江青频繁探望主席，其具体行踪不得而知。此间，江青向医护人员询问：“能否为我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医护人员不敢违背她的意愿，遂对她进行了包括耳鼻喉科、口腔科在内的全面体检。

江青曾向主席身边的护士叮嘱道：“你们需掌握为主席擦拭汗水的技巧。”

9月2日，正值主席离世的前一周，我们随她一同前往了大寨。记得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之际，她曾造访过此地，并在虎头山亲手挖掘了一条备战用的沟壑。此次重返大寨，她再次踏足虎头山，却见沟壑已被填平，不禁勃然大怒。她将郭凤莲叫至面前，严肃地斥责道：“你们落后了，你们骄傲了！”郭凤莲辩解道：“我们已挖好了涵洞，既能在备战时期用作防空洞，又能在水涝季节起到排水的作用。”

1975年，她前往大寨的主要目的是摄影，她拍摄了多张戴着头巾、手持锄头和铁锹的劳动场景，以及与群众一同捆绑玉米等照片。那次，她对摄影充满了热情。此外，她还体验了骑马等活动。然而，这次到大寨，她得知主席病情严重，因此并未骑马或拍照。9月5日，值班人员接到返京的通知，我们便乘坐火车从阳泉疾驰至石家庄，抵达石家庄后，我们又转乘飞机返回北京，整个航程仅用了20多分钟。

“我此行是代表主席而来，特此向各位致以主席的问候！”她指示邢燕子与侯隽两位代表知识青年致信主席。信函完成后，她补充道：“你们可在信封上注明‘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字样。”彼时，一位女青年亦作诗一首，与之同置于该信封之中。她曾在小靳庄举办了一场群众集会。

在主席病情加重之际，某日深夜约11时，她毅然前往新华印刷厂，关切地了解地震过后生产恢复的情况。又有一晚，她前往清华、北大校园，探望那里的师生。我不得不跟随她，因此倍感疲惫。

记得两件与主席去世相关的事。

主席离世之后，她将所有衣物悉数染成黑色，包括毛衣等各式服饰，更定制了一套深色礼服。她还购置了一块硕大的黑色乔其纱纱巾，以及四条同材质的黑色手帕。这些手帕因其不吸水的特性，在擦拭泪水或汗水时显得颇为不便。

此外，主席逝世的消息一经公布，国内外各界纷纷致以书信，络绎不绝。一摞专为标注“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信件，另一摞则专门收纳那些标明“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信函。

江青曾对我言谈数语，其具体如何触发我已不甚清晰，然其言辞却深植我心。记得有一次，她于我们楼宇的大厅中对我说道：“你在我这里任职，负责的是政治领域的相关工作，担任主席在政治和国际事务方面的秘书。我自身很少犯路线上的错误。你选择加入我的团队，难道你对此感到不愉快吗？”她就这样问我。“然而，在此处工作亦存有风险。若修正主义势力掌权，恐将招致杀身之祸，亦或遭软禁。我固然不畏死亡，却惧怕那无尽的软禁生活，形同虚设，无望自拔。”

那时我大约三十岁上下，听闻她那番话语，心中不禁感到几分惊惧。我们生于和平年代，当时并未深刻领悟到其中所蕴含的真正深意。回溯往昔，实则后来所发生的种种，她早已在精神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马：随后便发生了抓捕江青的事件。我清晰记得，那天是星期四，江青当时正住在中南海的二〇一室。当天，我已结束工作，正于后院洗涤个人衣物，脚上穿着一双拖鞋。张耀祠突然从前方绕来，平日里他很少涉足后院。

我惊讶地问道：“哦，原来是你？怎么突然来访？”他回应道：“小马，跟我来一下。”看到我脚上穿着拖鞋，他提醒道：“你先换上鞋子。”于是，我立刻放下衣物，不顾洗漱，赶回房间换上了鞋，随后紧随其后。

未曾询问他具体何事，但当时我的内心已敏锐地察觉到，事态并非寻常，且恐非小可。随他而行，我亦觉得无需多问，因我们之间早已养成的默契便是，不轻易探究。

穿过走廊，便抵达了大厅的入口。他吩咐道：“请开门，让我们进去。”当我站在门口，不禁为眼前宽阔的大厅所震撼，两侧站立着全副武装的战士，而这些人我竟一个也不认识，这让我意识到此事恐怕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张局长吩咐道：“请进。”我应声而动，未发一言，径直推门而入。张局长亦紧随其后。步入室内，只见江青女士正半卧于座椅上，这成了她日常办公的常态，一只脚搁在脚垫上。我站在原地，张局长随即向她宣布：“现在，我要向你传达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自此刻起，对你实施隔离审查。”

宣告完毕后，江青便询问：“能否再将那几句话复述一遍？”言简意赅的数语，张耀祠随即为她重新朗诵。她稍作调整，便安然地坐定，虽未挪动分毫，但低头沉思间，显然思绪万千，反复琢磨。

张耀祠指示：“请将钥匙交付。”她询问：“要交给哪位？”张耀祠回应：“直接交给我。”江青起身，从裤兜中取出钥匙，放入一个牛皮信封内，用订书机封好，动作不慌不忙。随后，她在信封上注明：“此信封内物品请转交华国锋同志收。”

她主动提出需去一趟洗手间。张耀祠应允道：“去吧！”那间洗手间恰位于大厅的一侧，她随即前往。

此刻，张局长对我说道：“为她准备一些必需品。”我仔细地挑选了她的衣物、换洗衣物以及洗漱用品，并将它们一一装入箱子。由于频繁外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得心应手，很快便完成了整理。

整理妥当后，我便离开了她的卧室。一瞧，她仍滞留在洗手间内，尚未离去，估摸着已有十分钟光景。张耀祠便提议：“你去瞧瞧她。”于是我轻轻推开洗手间的门，走了进去。只见她正愣神于原地。我并未多言，她亦心知肚明我的用意——催促她起身。她稍作沉思，目光与我交汇，未出声，随后缓缓站起，从容不迫地步出卫生间。

我认为她在这过程中表现得颇为冷静，然而心中却充满了疑问，她脑海中持续思考着问题，思索着种种事务。我为她披上大衣，她走在前方，我则手提箱子紧随其后。推开门，眼前竟然出现了一辆红色的豪华轿车——此前我未曾察觉其存在——车内皆是我们不相识的面孔，他们是警卫团的成员。后来方知，车内有黄介元、马盼秋、高云江，其中高云江正是负责押送江青小组的组长。我们坐下后，我记得黄介元和马盼秋分坐两侧，江青则居中而坐，而我则被安排在展开的中间小座上。高云江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当时天色已晚，四周昏暗，能见度极低，我只能摸索着前行。

李：自此刻起，您与江青二人的角色均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马：的确如此！登车后，车厢内一片寂静，无人交谈，她亦未开口询问。车辆持续前行，直至驶入地下车库，于其中辗转盘旋，良久方休。

踏出车门，我们步入了一间屋室，我顿时觉得这地方似曾相识。四周环绕着高达半人高的水曲柳墙壁，那是因为在主席遗体安放于此之际，江青与姚文元曾前来看望，而我亦陪同在侧。故而，一进门我便辨认出这片景象，想必江青亦是心有戚戚。

步入屋内，我与江青暂歇于小屋床榻，她好奇地询问：“此地是何所在？”我坦言自己也并不知晓。她环顾四周，发现一个台历，审视一番后并未发表意见。然而，我相信她的内心已对这里有所了解。

江青最初驻足的居所，如今已变身为我们的值班之地，其中设有宽敞的大厅。她的套间内，面积大约在12至14平米之间，配置了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个小型水池。此外，还设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盆，整体条件堪称舒适。自那时起，她便开始了这样的生活。

高云江对她宣布了数项规定：在此地，你不得阅读报纸，但可尽情翻阅书籍，诸如《毛选》等均在可选范围内。若你有写作的愿望，自当提供纸笔。她大致梳理了这些条款，江青在起初几日无所事事，然而不久后，她逐渐开始了写作。

他们也在生活中对我进行了交代：“你不能再像过去做护士时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了。然而，鉴于旁人对她的不了解，我们不宜过多干涉。你需要在生活上关照她，但又不能过分亲近，需把握好分寸。对于那些她能够自己处理的日常事务，你应该指导她学会独立完成。”那一刻，我的心情变得异常复杂。

李：完全可以体会到您当时的心情。不知江青是如何应对这一变局的？

马：江青至此，局面改观。

起初，用餐时刻，她面对着一荤两素一汤的正餐，却一度食欲不振，直言不想进食。工作人员见状，便将餐盘撤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胃口逐渐好转，甚至开始主动尝试窝头，半块都能吃完，一小碗米饭也能吃掉大半，恢复到了之前的食量。偶尔遭遇便秘，她还会主动增加粗粮的摄入。在我看来，她似乎已经想通了。

睡眠，对她而言，始终是个棘手的难题。起初，她根本无法入眠，辗转反侧，一会儿将被子推至床头，一会儿又挪至脚边，她自己也感到茫然——那无尽的辗转，实在是难以安眠啊！这床如此坚硬，她过去这么多年怎么可能睡过这样的床呢？睡不着就看书。看《毛选》而非安眠药。她就整夜地不睡。

我建议你在床上稍作休息，即便难以入睡，也请安心躺卧片刻。她依言躺下，虽遵从了我的话，却并未进入梦乡。

鉴于她的房门必须敞开不得闭合，故而我们的一切皆须公开透明。黄介元等人正安坐于此，而几位素未谋面的战士则站立一旁，她自然不敢随意发表言论。

起初，难以入眠，然而在漫漫长夜的煎熬中，她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沉睡，仿佛是在这种境遇中，睡眠的本能被激发而出。大约三个月后，她的睡眠状况开始好转，变得规律起来。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人手渐少，比如我已进入梦乡，她也便身着睡衣，沉沉睡去。她从不脱去衣物。由于门无法紧闭，众人皆能窥见，因此若需更换衣物，她便在卫生间的小隔间内进行。

江青在生活自理方面同样经历了逐步学习的过程。起初，她并不懂得如何洗衣，更未曾使用过洗衣粉。我建议她亲自尝试洗涤衣物。她询问我应使用何物，我便告诉她使用洗衣粉。她取来洗衣粉，却直接倒在了衣服上。我随即指出，这样做是不对的，容易损坏衣物。正确的做法是先将衣物放入水池中，再将洗衣粉溶解于水中，待衣物充分湿润后再进行洗涤。然而，由于她已先行倒上洗衣粉，便直接将衣物浸湿并开始搓洗。由于未能彻底洗净，也只能如此了。尽管如此，我已经向她传授了正确的方法。

随后，她亲自拿起抹布，细心地擦拭桌椅，接着又整理床铺，这一切都是循序渐进地学习。起初，我还会帮上一把，但渐渐地，我便放手让她独立完成。我偶然翻阅了她公开发表的日记（她所记录的一切，皆置于人前），一段言论如此表述：“即便昔日那般温顺、平和的小马，如今竟也想要骑在我的头顶。”实则，我对她的态度并非真的如此“蛮横”，不过是相较于往昔，少了那份无微不至的关怀。

那段日子，起初几日尤为心酸，日间我得陪伴她，夜晚即便她辗转难眠，我也需守在她身旁。自从她踏入地下室的那一周，我每晚的睡眠不过区区一两个小时。那段时间我感到相当沉重，心情也不太舒畅。我不禁想，我这个护士怎么又成了看守？这难道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吗？偶尔我感到困惑不解，我的睡眠向来不佳，加之这几日心情纷扰，思绪如同杂乱无章的线团，难以理出头绪，内心的烦躁愈发难以平息。

我便打算向他们索取一些安眠药，心想首要任务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于是我对负责送餐的俞师傅说道：“能否给我拿一些药物？”他好奇地询问：“是哪种药？”我回答：“是用来治疗老毛病的那种。”

“那我还该送什么？”我回答：“难道不是治疗失眠的安眠药吗？”他疑惑地回应：“我能弄到吗？他们不会给我，要是送给你，我岂不是要受罚？我又不能让你服用啊！”

这怎么行，你若不赶紧将所需之物带来，长此以往，我确实难以忍受。务请你设法助我一臂之力，责任我会独自承担。

又度过了一日，他送来了六片速可眠。哎呀，当时见到速可眠，我简直如获至宝！服用了那药，一觉醒来，精神便得到了舒缓。

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坚持，我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向上级提议再增派一位同事来接替我的工作，否则我恐怕难以继续——这样的状况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日复一日，不见阳光，睡眠和食欲都受到影响，即使是美味佳肴也难以入口，同事们看到我的状况也感到担忧。最终，我提交了一份报告。经过一番考虑，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了一位名叫陈世冠的职员，他来替换了我的工作，我的状况也因此有所好转。

李：自她加入后，你们是否需要各自轮流值班，每人工作12小时？

马：实则，在日常生活中，她并不能完全取代我的角色，我依然是主导，而她的主要职责是在我安睡时，替我留意一二。

李：她该是去套间还是留在值班室？

马：她立于门旁，而江青家的门向来未曾关闭，无论是白昼、夜晚抑或休息时分，皆未曾有过紧闭。门外是一片宽敞的大厅，我们既能坐在门口，亦能在大厅内休憩，只因套间之中并无座椅。

李：床和桌子各一张。

马：的确，还有一把椅子，然而它总是属于她的专属，因此我们多数时候会选择坐在门旁。她房门始终敞开，她的行踪尽收眼底。无论她去往何处，哪怕是厕所，我都不能远离。过去，即便她只是去趟厕所，我也必须紧随其后。

某次，江青索要一本杂志类读物，我们并未遵从她的请求，仿佛有规定禁止提供。所能呈现给她的唯有《毛选》的1至4卷，其余资料均不得查阅。至于她所撰写的内容，我们无从知晓，本处规定禁止查阅。恰逢她刚刚完成写作，稿件摆放在桌上，我在打扫卫生时偶然瞥见了其中关于我的几句话，自此我对她的目光和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昔日，我在她麾下工作，一切还算顺遂。她曾对我大发雷霆，然而总体上对我尚算优待，并未有过什么重大波折；而我，对于自己应当留心与付诸实践之处，皆已留意并付诸行动。

李：在这段时间里，你们是否有过交流，聊过些什么，还是只默默相处，一句话都没有呢？

马：这不应该吧？

李：我认为这实属不宜，您计划在接下来的半年里，让两人面对面却无言以对，这情形实在难以想象。

马：事实上，情况颇为尴尬。话语或许还能说出，但具体的内容已经记忆模糊。她偶尔会询问，无论她问什么，我都只能回答不知情。

李：她都问你什么呀？

马：她似乎曾向外界某位人士咨询过，然而此刻我实在想不起具体是谁了。

李：这是关于政治领域和形势问题吗？例如，华国锋、邓小平他们的相关情况如何？

马：她没问过邓小平他们。

李：她写东西时间多吗？

马：不多。

李：她投入写作的时间长达两三个小时，难道不能缩短至简短的两三条吗？

马：只需记录寥寥数笔，灵感涌现时即兴挥毫，每回耗时不过十余分钟。

李：她提交的物品您尚未阅读具体内容，但单从体积上看，您不觉得相当庞大吗？

马：尽管每张纸的内容都不足以填满，有时稍作整理，便意外地收集了众多物品。

李：大概有一寸多厚？

马：嗯，差不多。

李：上方并未显露出显赫的标识，诸如中央办公厅之类的名号……

马：确实，并无过多装饰。字迹以铅笔书写而成。始终如一地，她偏爱红蓝铅笔。铅笔是她手中的工具，她用得得心应手，从不随意涂鸦。

李：她在《毛选》上无批注？

马：绝对没有。《毛泽东选集》她只是随意翻阅一番，你难道认为她曾经历过这样的日子吗？你在一旁监督我，而我只能坐着，那份感受实在不好受。显而易见，江青对我们抱持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她对我们的信任有所保留，而我们对她的态度亦同样谨慎。

李：她不聊家常？

马：不聊。

李：以前从不聊天，这会儿该是交流些日常生活了吧？

马：本应聊天，现却不聊。她心中暗想：我与小马交谈时，你那墙的另一侧便能悉数听闻，再说，即便告知于你，亦是无用之举。

李：有人审讯过吗？

马：在我的记忆中，她似乎曾参与过一次活动，那是由黄介元及其团队发起的。我必须告诉你们，黄介元的参与频率之高是出了名的。黄介元，他年轻有为，勇敢无畏，更是敢于直言。“我对此一无所知。”“那就有人会来指导你！”都是这种话，别无他言。

杨：黄介元彼时担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的副科长。他身上有着两大显著特征：一是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二是嗓音洪亮，粗犷有力。

马：的确，言语之中蕴含着令人畏惧的力量，颇具震慑之效。

李：没审讯过是吗？

马：在地下室没有。

李：领导来了吗？

马：没有。那时，唯一的目标就是确保她的安全，让她平平安安，避免任何不测之事发生。

李：除了这几位守卫，是否还有其他人员进入？

马：只有一个司机给她送饭。

杨：送饭是给谁？

马：不论是为她还是为我们，送来的食物皆是同等标准。我们共享相同的饮食，她所食，即我们所食。

我提了意见。在这地方已感不适多时，已有三月未见阳光，感觉身体和精神都偏离了正常状态。能否采取某种方式来调整改善呢？他们后来如此说道：“你这提议竟为我们争取到了一盏太阳能灯。”众人依次坐下，轮流试用了起来。我在这待了整整三个月，期间，他们允许我回家了一次。

李：她作息安排如何？

马：起初，我感到有些纷扰，那所谓的纷扰不过是因为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知如何是好。她甚至分辨不清昼夜，因为身边没有钟表，时常会询问我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睡眠状况逐渐改善，并形成了规律，大约是在三个月之后，她每天晚上便会准时安睡。

李：她通常10点左右睡觉？

马：十点钟，她通常难以入眠，总是辗转反侧。大约到了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她才能安然入睡。她的睡眠质量尚可，甚至比我还要出色，偶尔还会打起轻微的呼噜声。

李：在普遍人的心境中，面临如此重大的命运转折，人往往会感到孤独。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渴望找到倾诉的对象，尤其是女性，她们可能更需要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甚至是宣泄。

马：她并非如此，她与常人迥异，鲜少听闻她主动向他人言谈。

李：你问几点起床，她晚上十二点多睡，那早上什么时候起？

马：清晨大约六七点钟，偶尔在五六点钟便醒来，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通常，她都是在六七点钟醒来。醒来后，她会自己刷牙、洗脸、梳头，这些日常事务都由她亲自打理。毛巾也是她自己清洗，那时的她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常态。

李：7点半吃早餐，挺规律的。

马：确实如此。在上午，她有时会在屋内漫步，不超出自己的房间范围，便从宽敞的居所步至卫生间，再从卫生间返回，如此往返。她或双手背于身后，仿佛在沉思，或坐在椅子上翻阅书籍，亦或是埋头写作。这样的日子，她过得颇为规律。午饭后，她也会小憩片刻，大约一个小时，纵然未必能入睡，我们也不会打扰她，任由她随心所欲地睡到天黑。

李：她从上午到下午的活动内容基本一致，难道真的无所事事？

马：确实无甚要事。她所谓之事，不过是一日三餐、安寝休息、悠然散步，偶尔浏览一些物品，或是挥毫泼墨一番。

李：她躺得多还是坐得多？

马：大体而言，她多数时间选择卧床休息。当她坐下时，总是坐在凳子上，面前是一摞书籍，以及纸张和笔，这场景颇似家中，却又不似家中办公的氛围。在这里，她常手捧一本书籍翻阅。她看书时，几乎总是选择坐在凳子上，躺在床上阅读的情况极为罕见，若非不得已，她才会短暂地躺在床上。近期，她的生活相对宽松，无论是阅读、写作、散步，还是如厕，她都能随心所欲。只要她不违反规定，我们通常不会过多干涉。起初，她曾有些便秘，在马桶上的时间较长。

李：她饭量怎么样？

马：起初，她食欲不振，有些食物端上桌后又悄然离席。然而，我认为这并未持续太久，大约只是短短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胃口逐渐恢复，与以往相差无几，饭量也颇为可观。她通常能将一碗米饭吃去大半。我渐渐发现，她的食量其实颇为惊人。她自己也有所察觉，她表示大便仍然略显干燥，因此她决定增加粗粮的摄入。

我仅专注于执行既定的政策，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并保障她的安全。身为一名护士，我的职责从医疗保健转向了安全保障，过去我致力于确保她的健康，而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她的安全，避免任何意外发生。她满腹牢骚，只能向我倾诉。我亦直言不讳，表示自己并不愿意继续留在此地，这反而让我感到比以往更为疲惫。原班次结束本应沉醉于一场酣睡，然而此刻我唯有强自支撑，勉力忍耐。表面上，我不得显露疲惫与憔悴之态，因此特地请求调整光线，以期提振精神。

李：她吵闹过吗？

马：情绪的起伏固然显著，但她始终掩饰得很好，并未如某些人那般纠缠不休。日常观察中，她依旧保持着整洁利落的形象，绝不显得一丝凌乱。

李：她的衣服此时是否全黑？

马：大抵如此，间或也有几件是蓝色的。主席离世后，她将所有衣物，包括毛衣等，悉数染成了黑色。在我逗留期间，她始终身着自家的衣衫。

在接到前往秦城监狱前的指令，负责为她整理行囊之际，我细心挑选了她出行时所需的衣物，并一一为她打理妥当，随后将它们放置于车内。我们一同坐在车里，缓缓驶离。那日清晨，阳光明媚，光线柔和，我们一路前行，直至抵达秦城，那里便是监狱所在……

李：请详细说明此过程。

马：1977年4月10日凌晨，黄介元通知我关于移交押送任务的事宜。他告知我们即将更换地点，并让我提前整理好她的个人物品。我们完全遵从黄介元的安排，他询问：“你们的东西都整理好了吗？”我回答：“已经准备好了。”

他遂步至江青的房门，通常仅立于门外而不入其室。他向江青说道：“今日需换个地点，请戴上此物。”江青应道：“悉听尊便。”她缓缓步入卫生间，片刻后便顺从地佩戴上了手铐。我携带着江青的衣物，将她安置于车内，一路上她始终缄默无声。

李：江青无特殊反应。

马：未曾。时有外界传言与事实相去甚远。她当时的确显得异常平静，仿佛早已预见到自己未来的道路。抵达秦城监狱后，两名女狱警将她强行带入了囚室。

李：架进去的？

马：无论如何，两名守卫将她各自带入其中。狱方接待了江青，我们便向狱警详细说明了她的饮食与作息习惯，并转交了个人衣物。随行的人员随后乘车返回。

杨：途中她要方便？

马：她言欲方便，然而押解者告知她，目的地即将抵达。

李：她送后便离开了？

马：对。

李：那时你是否已预感到这可能是与她的诀别？

马：意识到了。然而，我相信国家不会对她有所不利，毕竟她是主席的伴侣。然而，她将不会拥有太多的个人自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自1976年10月6日起至1977年4月10日止，历时187日，8341部队圆满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隔离监护任务。在这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我过得恍若隔世，总以为只是三个月的时光。在那段日子里，我仅归家一次。那日，是我数月来首次得以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再次沐浴在温暖阳光下的珍贵时刻。

马：岁月流转，回首往昔，我在同事中的受苦程度相对较轻。她平日里似乎并未对我多加苛责。毕竟，我是她所期望的人选，各项条件均相契合，既是科班出身，又育有子女，加之她觉得我的性情温和，因此对我的工作表现颇为满意。

总体而言，她的日常生活并无太多奢华之处，唯一略显特殊的是她的性情略显暴躁。此外，我们认为她在饮食上颇具科学态度，通常也不追求过于高档的食材。

在着装方面，她并不追求时尚潮流，唯一关注的是如何保持温暖。她不喜穿着款式新颖的衣物，内衣都是选用久经穿着的棉质旧衣。护肤品则是来自小药房的定制配方，她从不使用任何化妆品。至于首饰，她更是未曾佩戴过。

确实如此，长时间乘车后，我们便会让车辆停下，搀扶着她缓缓散步。

担任她的护士确实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我们似乎永远都闲不下来——无论在家中还是外出，甚至在车上亦是如此。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她所要求的服务内容和方式，对健康保养实为有益且适时。例如，随着冬日的临近，我们早已将冬装提前备齐。而当寒冬过去，春意渐浓之际，春天的衣物也已一一准备好。

我所指的这套服饰并非单件两件，从衬衣到外套、大衣，每一件都是精心搭配而成。色彩上，它们彼此协调，形成顺色系列。我深感这些服饰既注重审美，又切合人体生理需求，穿上后更显得体大方。

此外，我尤为敬佩她的心灵手巧。她身着一套蓝裙，该裙装乃她亲自设计之作。“让我先试穿一下。”于是，她将多件衬衫改成了无领款式，并提议女战士的制服、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工作服也应改为此类设计。

“那就尝试一下吧。”

后来，浩亮、于会泳等几位依照她的要求，特地为她准备了头套假发。她原本是想要两束辫子盘于头顶，我猜想她此举主要是为了增添几分高雅气质。然而，我们看着总觉得有些不协调，她最终还是未曾将这套装扮示人。对此，她显然是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在这件事情上，她并非仅仅着眼于个人之美，实则更是在深思熟虑后，以国家的形象为重。

江青坐在马桶上，同时审阅着文件，其中部分文件更是呈送给了主席审阅。然而，我认为她对自己的评价过于自负。我曾目睹一场场景，她将邓小平先生请至十楼，直面其前，指着他的鼻尖言道：“嗯，主席对你的评价是三七分，而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四六分，这就已足够让我心满意足了。”言下之意，主席对您的恩宠已是厚爱有加。

无论如何，对于曾在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领导身边工作的那段经历，我未曾有过任何后悔。

注：杨银禄，江青的秘书，回忆称，江青生前留下遗嘱，希望能在逝世后安葬于故乡山东诸城。然而，李讷，江青的女儿，却认为将母亲安葬于诸城并不可取，“因为对母亲心怀怨恨的人仍然众多，若将骨灰安放于此，无人看守，一旦遭遇破坏，岂不是更加不孝”。于是，李讷建议将江青的骨灰安葬于北京，此提议得到了批准。2002年3月，江青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墓碑上刻有“先母李云鹤之墓，生于一九一四年，逝于一九九一年，女儿、女婿、外孙敬立”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