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王震将军访日，破例带回一件日本物品，竟造福千万百姓！

声明：本文根据大量史料文献及亲历者回忆整理而成，在保证重大历史事件准确性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做了文学性表达。

1957年10月，北京首都机场。

一架苏制伊尔-14型专机停在跑道上，即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飞往日本东京。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日本派出的首批重要经济考察团之一，肩负着了解战后日本经济重建情况、学习先进技术的使命。

考察团由农垦部副部长王震担任团长。

出发前三天，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专门的行前准备会议。

会议室里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长条桌前坐着考察团全体十五名成员。除了王震外，还包括来自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等部门的专业技术干部。

“同志们，”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开场说道，“这次赴日考察，是经过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的。目前国家外汇储备有限，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王震翻开笔记本记录要点，他的笔记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出发前准备的资料。

作为曾经率领部队进驻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他深知这次考察的意义。

“日本在战后十二年里，工业生产能力恢复很快。”

副秘书长继续说明，“特别是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中央希望你们重点考察机械制造、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经验。”

一位来自农业部的专家提问：“日本土地资源有限，他们在农业集约化经营方面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做法？”

“这正是需要你们重点考察的内容。”副秘书长回答，“战后日本推广的农业改良措施，特别是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程度，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

王震抬起头补充道：“我注意到一个数据，日本每公顷水稻产量比我们高出近一倍。这里面既有品种问题，也有机械化程度的因素。”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详细讨论了考察的具体任务清单。

重点包括：参观日本的工业制造企业，了解农业机械化应用情况，学习质量管理经验，同时也要注意研究日本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发展经济的模式。

“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副秘书长最后强调，“一是严格遵守外事纪律；二是精打细算，采购设备要慎重；三是注意学习日本在技术引进消化方面的经验。”

散会后，王震留下几位主要成员继续讨论。

“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他布置道，“工业组重点考察制造技术，农业组研究机械化应用，综合组关注经济政策。每天晚上要开碰头会，交流考察心得。”

出发当天清晨，考察团成员在机场候机室进行了最后一次行前检查。

王震打开公文包，里面整齐放着考察手册、日方接待单位资料以及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笔记本里记录着日本主要工业区的分布图、重要企业的基本情况，还有精心准备的调研提纲。

“王部长，这是日本方面发来的最新日程安排。”秘书递上一份文件。

王震仔细翻阅后说：“告诉日方，我们希望增加农业合作社的考察内容。”

“日方回复说已经安排了琦玉县的农业试验站。”

“很好。”王震点头，“我们要多看多问，特别是具体的技术细节。”

登机前，王震与送行的领导握手告别。“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把日本战后重建的有益经验带回来。”

飞机起飞后，王震从公文包里取出资料再次研究。

资料显示，日本在钢铁、机械制造等基础工业方面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汽车产量逐年上升，农业生产也实现了较快发展。这些成就背后，有着值得研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考察团成员们在飞机上继续讨论着考察计划。

一位年轻的技术干部问道：“日本资源匮乏，他们是如何实现工业快速发展的？”

“技术引进和创新很重要。”一位老工程师回答，“但更重要的是消化吸收的能力。这是我们这次要重点了解的。”

王震望向舷窗外，云层下的中国沿海地区渐渐远去。

他想起不久前在东北农场考察时见到的情景：农民还在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效率低下。这次东渡日本，他特别希望能找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可行路径。

机舱里，考察团成员们有的在研究资料，有的在讨论问题。

这次飞行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次学习先进经验、探寻发展道路的重要旅程。

每个人都明白肩上担负的责任，也期待着将学到的知识用于祖国的建设事业。

考察团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后，日方接待人员早已在机场等候。简单的欢迎仪式后，考察团乘车前往驻地。

沿途可以看到东京市区正在兴建的高楼和忙碌的施工工地，这座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城市已经展现出新的面貌。

次日上午，考察团按计划来到位于霞关的经济企划厅。

在一间铺着深蓝色地毯的会议室里，长条会议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中日两国国旗。日方主宾分别是经济企划厅次官山田一郎和通商产业局课长中村诚。

"首先欢迎中国考察团的到来。"山田次官开场说道，"我们知道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希望我们的经验能提供一些参考。"

山田示意工作人员拉开墙上的布帘，露出一幅巨大的日本经济复兴示意图。

"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工业产值只有战前的30%，全国有超过200万人失业。"

他拿起指示棒，指向图表上的曲线："真正转折点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让日本企业获得了大量订单，这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

王震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数据，偶尔通过翻译询问细节："请问日本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

"重点扶持了一批基础产业。"通产省的中村课长接过话题，"我们通过《外汇及外贸管理法》限制非必要进口，把有限的外汇用于引进关键技术。同时制定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

考察团成员、工业局工程师张明远提问："在技术引进方面，日本是如何避免单纯依赖国外技术的？"

"这是个关键问题。"中村回答，"我们要求所有引进技术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研发部门。比如三菱重工引进美国技术时，就同时成立了技术消化小组。"

下午，考察团来到位于千叶的日本制铁株式会社釜石制铁所。

工厂厂长铃木健一带领参观时介绍："这座钢厂1952年重建时，我们特意保留了部分被炸毁的设施，作为警示。"

在高炉控制室里，技术人员展示了新引进的自动控制系统。王震询问："这套系统能提高多少效率？"

"相比人工控制，燃料利用率提高了15%，而且产品质量更稳定。"铃木回答，"但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才完全掌握这项技术。"

在轧钢车间，考察团看到火红的钢坯在流水线上自动传送、加工。

重工业局专家李建国仔细观察后说："他们的生产线布局很合理，物料流转距离短，这值得学习。"

当晚的总结会上，王震首先发言："今天看到的自动化生产线，说明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至关重要。但我们也要注意，日本企业在引进技术时特别注重消化吸收。"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国补充说，"制铁所的技术员说，他们每引进一项新技术，都会派工程师到国外学习，回来后要负责培训其他员工。"

张明远翻开笔记本："日本政府通过立法引导企业发展，比如《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就明确规定了对设备更新的补贴政策。"

次日上午，考察团来到三井化学的千叶工厂。

工厂总经理佐藤向考察团介绍："日本资源匮乏，我们特别注重资源的综合利用。比如石油炼制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我们都尽量回收利用。"

在中央控制室，技术人员演示了如何通过仪表监控整个生产过程。王震询问："这些自动化设备是国产还是进口的？"

"目前主要依靠进口，"佐藤回答，"但我们已经开始自主研发。政府规定，进口先进设备的企业，五年内必须实现同类设备的国产化。"

考察团成员、化工专家陈志华仔细观察了生产流程后说："他们的产业链很完整，从原油加工到生产各种化工产品，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

下午，考察团与日本经济同友会的企业家进行座谈。

丰田汽车常务董事石田退三分享了他们的经验："战后我们开始推行'改善'活动，鼓励员工提出改进建议。仅去年一年，我们就收到了超过十万条建议。"

王震询问："员工提出的建议如何落实？"

"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改善委员会，"石田解释，"每条建议都会认真评估。一旦采用，会给予适当奖励。更重要的是，要让员工感受到他们的意见受到重视。"

当晚的总结会上，考察团成员继续热烈讨论。

张明远说："日本企业注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点很值得借鉴。技术进步不仅要靠设备更新，还要依靠人的积极性。"

"我注意到，"陈志华补充说，"日本企业在技术引进上很有选择性，而且特别注重后续研发。他们不是简单照搬，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改进。"

王震在会议结束时总结说："这几天我们看到，日本在战后能快速恢复，靠的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政府引导、企业创新、员工参与。这些经验对我们很有启发。"

在东京的考察行程进行到第七天，考察团专程安排访问教育机构。首站是东京大学本乡校区，古朴的建筑群中矗立着新建的理工学院大楼。

东京大学副校长小野寺教授在会议室接待考察团时，指着墙上的校园规划图说："1947年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明确规定'教育要为建设和平的国家及社会作出贡献'。我们扩大了工学部规模，在校生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三倍。"

王震询问："目前工学部各专业的学生比例如何？"

"机械工程占28%，电气工程22%，化学工程15%。"

小野寺翻开学部资料，"战后我们新增了自动化、高分子材料等专业。政府通过《理工科教育扩充计划》，每年拨付专项经费更新实验设备。"

在机械工程实验室，学生们正在操作新引进的数控机床。

助教向考察团演示时说："这台设备能够加工程序控制，学生需要先掌握编程原理才能操作。"

考察团成员、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陈明仔细观察后提问："学生有多少课时用于实际操作？"

"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比例是1：1。"实验室主任回答，"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毕业生到企业后能很快适应工作。"

在校园里的长椅上，几位工学部学生向考察团介绍了他们的学习情况。

三年级学生山田说："我们每学期都要到对口企业实习四周，毕业设计必须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王震通过翻译与学生们交流："你们毕业后打算去哪里工作？"

"我去日立制作所，"山田回答，"企业很看重我们在校期间的实际操作经验。"

中午与教授们共进工作餐时，经济学教授田中提到："1950年日本制定《产业教育振兴法》，规定企业有义务接受学生实习。这形成了产学合作的良性循环。"

王震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特别标注了"校企合作"几个字。

下午考察团来到东京都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校长佐藤在实训车间介绍："这类学校学制五年，招收初中毕业生，培养目标是中级技术人员。"

车间里，学生们正在操作车床、铣床等设备。

指导教师来自附近的日野汽车工厂，都是有十年以上经验的技师。佐藤说："我们聘请企业技师担任兼职教师，保证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不脱节。"

"毕业生能达到什么技术水平？"考察团成员、劳动部培训司司长刘建业问。

"能够独立操作和维护常用机床，"佐藤回答，"去年毕业生中，92%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中级技工资格。"

在学校的教务室，佐藤拿出教学大纲："前三年侧重基础理论，后两年主要进行实训。最后半年到企业顶岗实习。"

王震仔细翻阅教学计划，特别关注课程设置中的实践环节比例。

随后考察团来到松下电器公司的培训中心。

中心负责人介绍："新员工要在这里接受三个月的系统培训，之后每年还有不少于200小时的继续教育。"

在电工实训室，年轻员工们正在学习安装配电盘。培训师傅说："我们采用'师徒制'，每位新员工都由老师傅一对一指导。"

王震询问培训经费的来源。负责人回答："公司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1.5%用于员工培训，这项政策已经坚持了十年。"

当晚的总结会上，教育问题成为讨论焦点。陈明首先发言："日本从战后就开始系统规划人才培养，这是经济快速恢复的重要基础。"

"他们的职业教育体系很完善，"刘建业补充说，"从技术工人到工程师，都有明确的培养路径。企业深度参与教育培训，这点特别值得借鉴。"

王震翻看白天记录的笔记："我注意到几个关键点。一是政府通过立法保障教育投入；二是企业把员工培训视为投资而非负担；三是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

"还有一个细节，"考察团秘书补充道，"日本的技术学校非常重视职业资格认证，这保证了人才培养的标准化。"

陈明继续分析："日本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突破口。从1948年开始推行'勤勉教育'，在中小学生中培养重视技术、尊重劳动的观念。"

"我们也要建立完整的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王震总结说，"从工人培训到工程师培养，都需要系统规划。特别是要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

会议持续到深夜，考察团成员结合白天所见所闻，深入探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路径。

大家一致认为，人才培养是工业化的基础工程，必须提前布局，长期坚持。

考察团抵达大阪时正值十月下旬，这座关西地区的工业城市处处可见制造业的繁荣景象。

大阪府工商课课长铃木在欢迎会上介绍："大阪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12%，这里集中了松下、夏普等一批知名企业。"

在第一家参观的电气公司会议室，事业部部长渡边展开组织架构图："我们1950年开始实行事业部制。

当时公司同时生产收音机、电风扇等十多种产品，传统的直线职能制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

"每个事业部如何考核？"考察团成员、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张建国询问。

"主要看三个指标："渡边指着图表解释，"资金周转率、销售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事业部经理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必须对利润负责。"

在生产车间，考察团注意到每个工段都设有显示板，上面实时更新着产量、质量等数据。

工段长山田说："我们每天开工前有十分钟的晨会，检查当日目标，收工后有十分钟总结会。"

王震询问工人对这些管理制度的看法。

一位工龄二十年的老工人回答："开始觉得麻烦，后来发现确实能减少浪费。现在我们小组每月都会提出改进建议。"

在另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总装车间，生产线旁几乎看不到物料堆积。

生产课长中村介绍："我们学习美国'超市模式'，后工序像顾客一样向前工序'购买'零件。每个工位只保留半小时用量的零部件。"

"如何保证供应不中断？"考察团工程师李伟问道。

"我们要求供应商每天分四批次送货，"中村回答，"同时建立了应急响应机制。这套方法使我们的库存周转率提高了三倍。"

在质量管理部门，课长展示了一整套质量控制文件。"从1955年开始，我们推行全公司品質管理。每个员工都要接受统计质量控制方法的培训。"

王震仔细翻阅了质量记录表，上面详细记载了每道工序的不良品率及其原因分析。"这些数据如何运用？"

"我们每月召开质量分析会，"课长说，"针对重复发生的问题成立改进小组。三年来，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从92%提升到了98%。"

在大阪工业技术研究所，所长吉田介绍："我们实行'产官学'合作模式，企业提出需求，大学提供基础研究，我们负责应用开发。"

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测试新型半导体材料。

吉田说："这个项目由五家企业共同出资，成果共享。这种联合研发模式降低了单个企业的风险。"

考察团成员、科技部研究员赵明询问研究成果的归属问题。"专利归研究所所有，"吉田回答，"出资企业享有优先使用权。政府会对重大技术突破给予税收优惠。"

转场九州的飞机上，考察团成员继续讨论。张建国说："日本企业的事业部制既保证了统一性，又调动了积极性。我们的国营企业是否可以参考？"

"关键是权责明确，"李伟补充，"日本企业的事业部真正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熊本县的考察从农业机械厂开始。

厂长田中说："我们根据本地多山的地形，专门开发了小型农机。这些产品在东南亚山区也很受欢迎。"

在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山本介绍园区规划："我们借鉴了美国'工业园'概念，统一建设基础设施，企业可以集中精力搞生产。"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考察团来到园区最后一家工厂。

这家名为"熊本精机"的企业主要生产小型农用机械。工厂展厅里陈列着水泵、脱粒机等产品。

当王震走到展厅角落时，突然停住脚步。

他的目光落在一台约半米高的机械设备上。这台机器结构紧凑，金属外壳闪着哑光。"这是？"王震通过翻译询问。

工厂经理松本快步上前："这是今年刚研发的......

“小型水稻点播机，专门为小规模农田设计，非常适合山地和丘陵地区使用。”

王震俯身仔细观察。机器结构精巧，主要由种子箱、排种器、开沟器和地轮组成，体积只相当于一个大号行李箱。“它能提高多少效率？”王震通过翻译询问。

“比人工播种快十倍以上。”松本示意工人演示。工人推着机器在展示区走了一圈，机器精准地将稻种均匀播撒在土壤中。“更重要的是播种均匀，出苗整齐，可以有效节省种子。”

考察团农业组专家、农业部技术员张为民蹲下检查排种器结构：“这个设计很巧妙，利用地轮转动带动排种，不需要额外动力。”

“正是如此。”松本点头，“考虑到日本农村电力供应还不完善，我们特意设计了这种纯机械的型号。目前正在试验的还有一款更小的手推式，适合更小块的田地。”

王震仔细询问了机器的重量、价格和使用方法。当他得知这台机器售价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三个月的收入时，微微皱眉：“价格还是偏高。”

“如果批量生产，成本可以降低20%。”松本解释，“我们正在改进工艺。”

当晚，考察团在九州饭店召开总结会。王震特意让张为民详细介绍那台点播机。

“这台机器结构不复杂，但设计很实用。”张为民在笔记本上画出示意图，“特别适合我国南方丘陵地带的水稻种植。我们现在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工撒播，效率低，种子浪费严重。”

考察团副团长、外贸部干部李强询问：“如果引进技术，在国内生产，可行性如何？”

“关键部件是排种器和开沟器，制造工艺要求较高。”张为民分析，“但以国内现有机械厂的技术水平，经过技术消化，应该可以生产。”

王震沉思片刻：“我们明天再去那家工厂，详细了解一下技术细节和生产流程。”

第二天一早，考察团再次来到熊本精机。王震直接向松本提出请求：“能否让我们工程师详细了解这台机器的设计原理？”

松本略显犹豫，但在陪同的日本通产省官员协调下，最终同意安排技术交流。在工厂会议室，日方技术人员展示了设计图纸，张为民和机械工程师王志强仔细询问了每个技术细节。

“排种器的精度如何保证？”王志强指着图纸上一处结构问。

日方技术主管中村解释：“这个凸轮结构是关键，我们经过三百多次试验才确定最佳曲线。”

交流持续了整个上午。中午休息时，王震召集核心成员开会。“大家认为引进这项技术是否可行？”

“技术上没问题，”王志强肯定地说，“机器结构不复杂，国内能够生产。但需要购买样品和图纸版权。”

张为民补充：“农业部的同志一直在研究提高水稻种植效率，这台机器正好解决了均匀播种的难题。”

“问题是外汇。”李强提醒，“我们这次考察的外汇额度已经做了详细预算，主要用来购买工业设备技术资料。”

考察团预算中确实没有安排购买农业机械的外汇。按照出发前的计划，所有外汇都要用于引进重工业技术资料。

王震沉思良久：“我向中央请示。”

当晚，王震通过驻日使馆向国内发送加密电报，详细汇报了点播机的情况，申请特批外汇购买样品和专利使用权。电报中，他特别强调：“该设备适合我国地形，能显著提高水稻种植效率，建议破例引进。”

等待回电的两天里，考察团按计划参观其他企业，但王震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每到一处农业相关企业，他都会询问日本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

在参观一家拖拉机厂时，厂长无意中提到：“日本山地多，小型农机更实用。中国地形复杂，可能也需要发展适合不同地区的中小型机械。”

这话更加坚定了王震的决心。考察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同志认为应该集中有限外汇引进重工业技术。

第三天傍晚，驻日使馆终于收到国内回电。电报简短而明确：“同意特批外汇，授权王震同志全权处理。”

10月28日上午，王震亲自带队再赴熊本精机。在工厂会议室，他与厂长松本正式谈判。

“我们希望购买两台样机和全套技术图纸使用权。”王震通过翻译表示。

松本与技术人员低声商议后报价：“样机每台800美元，技术使用权5000美元。”

经过三轮谈判，最终以总价5500美元成交，包括两台样机、全套图纸和技术指导。签约后，松本好奇地问：“王团长为什么对这台机器如此重视？”

王震回答：“中国有上亿农民还在用最传统的方式播种。这台机器虽然小，但能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日方代表感慨：“日本战后也是从改善农业开始的。”

样品装箱时，王震特别叮嘱：“一定要包装牢固，确保安全运回国内。”他指派张为民和王志强专门负责样机的运输和保管。

11月5日，考察团结束为期四周的访问回国。在羽田机场，那两台精心包装的点播机作为特殊行李随机托运。王震特意到货舱确认货物固定稳妥才放心。

回到北京后，王震立即向国务院汇报考察情况。在汇报到农业考察部分时，他特别展示了带回的点播机样品。

“这台机器体积小、效率高，特别适合南方水稻产区。”王震现场演示了机器操作，“日本山地多，他们的农机设计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主持会议的副总理仔细查看机器后表示：“可以先小批量试产，在典型地区试用。”

汇报会后，王震立即组织农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的技术人员研究仿制工作。以张为民和王志强为核心，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

1958年春天，第一批二十台仿制的点播机在湖南岳阳和浙江嘉兴的试验田投入使用。王震亲自到嘉兴七星公社观看试验。

春雨绵绵的稻田边，农民好奇地围着一台新机器。技术员操作机器演示，只用半小时就完成了一亩田的播种。

老农陈大爷抓起一把播种后的泥土，仔细查看种子分布：“真均匀！比我们手撒的强多了。”

“能用多久？”生产队长更关心耐用性。

技术员介绍：“设计寿命是十年，主要部件保修三年。”

王震询问农民对价格的接受程度。当得知定价相当于农民两个月收入时，他指示：“要想办法降低成本，让普通生产队买得起。”

试用发现一些问题，如地轮在泥泞田易打滑，排种器有时会堵塞。技术小组根据反馈进行改进，将地轮加宽，排种器入口加大。

1959年，改进后的点播机开始小批量生产。首批500台分配给南方十个省份的示范公社。到1962年，全国已有二十多家农机厂开始生产这种点播机，年产量达到一万台。

1963年秋，王震到广西考察时，在桂林雁山公社看到令他欣慰的一幕：五台点播机正在连绵的梯田里作业。公社主任介绍：“我们公社八成水田用上了点播机，播种效率提高八倍，每亩节省种子两斤。”

老农覃大爷拉着王震的手说：“这个机器好使，我这样的老头子也能操作。”

更让王震高兴的是，国内农机厂在点播机基础上进行创新。湖南农机厂设计出适合深泥脚田的宽轮型号；四川农机厂结合点播和施肥功能，开发出播种施肥一体机。

到1965年，全国点播机保有量已达十万台，覆盖主要水稻产区。农业部门统计显示，使用点播机的水田，平均亩产提高5%以上，节省种子20%。

这年秋天，王震收到农业部的报告，点播机已被列入国家农机推广目录。报告特别提到，该机器适应性强，从海南岛到长江流域都能使用，尤其受到丘陵地区农民的欢迎。

1970年代，中国自主研发的点播机开始出口东南亚国家。在广西凭祥口岸，一台台点播机被运往越南、缅甸等国。这些机器上标注着“中国制造”，但最初的设计灵感确实来自日本。

1980年，王震接见日本农业代表团时，一位日本专家提到：“我们在国内博物馆看到一台中国点播机，与日本1950年代的产品很相似。”

王震微笑回答：“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感谢日本企业的技术交流，后来我们根据中国实际进行了很多改进。”

确实，到1980年代，中国点播机已经更新到第五代，增加了精准播种、变量施肥等新功能。但所有设计人员都知道，最初的灵感来自1957年从日本带回的那台机器。

1990年，中国农机研究院编纂《中国农业机械化四十年》时，特别记载了这段历史：“1957年引进的日本点播机，开创了我国小型农机自主研发的先河。”

如今，在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展厅里，那台编号001的点播机样品静静陈列。标签上写着：“1957年从日本引进，我国自主研制小型农机的起点。”

而这一切，始于1957年秋天，王震将军在日本考察时的一个果断决定。正是这个看似微小的破例，最终惠及了千万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