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三次对谈

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

三次对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时期，尤其是革命胜利在即之际，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胜利之后避免重蹈历史王朝的覆辙，突破历史周期率的束缚，进行了三次至关重要的探讨。这三次重要的谈话，分别是“甲申对谈”、“窑洞对谈”以及“赶考对谈”。

毛泽东，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与理论家，其对于革命问题的洞察力深厚，论述颇丰。为何在中共历史长河中，这“三次对谈”尤其为人所熟知？在一定程度上，这“三次对谈”中提出的有关党的建设的核心观点，不仅紧密关联着党的重大历史节点，还涉及中共如何突破历史周期率的思索，对党的存续与发展、稳定与长久至关重要。

毛郭“甲申辩论”

在毛泽东与郭沫若就《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书信交流的“甲申之辩”中，尽管毛泽东未曾直接点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术语，然而，对于“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辙”的深思熟虑及其实际行动，实则可视作毛泽东对维护党的长期稳定与探索如何突破历史周期率这一议题初步思考的雏形。

一、“甲申对”的来源？

1944年，适逢甲申年，郭沫若于3月10日挥毫泼墨，创作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通过对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由盛转衰的历史进行深刻剖析，向世人敲响了警钟，告诫我们“切莫重蹈李自成在胜利之际所犯的骄傲之错”。文章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与国民党宣扬的“李自成乃万年流寇，崇祯帝乃旷世明君”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更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传统史籍对农民起义的污名化，揭示了农民革命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以及明王朝覆灭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失去民心所致。毛泽东对此文如获至宝，将其纳入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深入学习。此后，毛泽东与郭沫若围绕《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了书信往来与笔谈，这段历史暂且被称作“甲申对”。

郭沫若写这篇文章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形势已趋明朗。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机关报《新华日报》，决定借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之际，在文化战线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反击，旨在抨击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

在所著书中，蒋介石将我国近代的落后归咎于清朝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指责明末的农民起义引发了清军的入关，借此古喻今，对在陕北设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抨击。受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亦纷纷传播此类观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新华副刊》向郭沫若发出了约稿邀请，从而促成了《甲申三百年祭》的诞生。

其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于《甲申三百年祭》的立场差异显著。

自3月19日至22日，《新华副刊》连续四日连载《甲申三百年祭》。此作问世后，国共两党对此议题的反应大相径庭。国民党对郭沫若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开批评与攻势，此举在国统区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十余年后，郭沫若在回忆中提及，《甲申三百年祭》遭到了以陶希圣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御用文人在重庆所发动的“围剿”。至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开始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激烈的抨击，其指责该文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与明末时期相提并论，宣扬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

◆毛泽东与郭沫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却采用了广泛而热烈的宣传教育与赞颂手法。尽管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初衷并非是为共产党提供一面映照历史的镜子；尽管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而，毛泽东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视角，洞悉了这篇文章在40年代所蕴含的政治价值，以及它在历史转折点对全党带来的深刻教育启示。鉴于此，他果断地将此文纳入整风运动的核心学习材料，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认真研读，深入领悟其现实指导意义。

4月12日，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毛泽东对发布《甲申三百年祭》的深远意义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我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显现出过度的骄傲情绪，而这些时刻往往伴随着损失和挫折。……近期，我们印发了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论述，其目的在于警示同志们，避免在胜利的喜悦中重蹈骄傲的覆辙。”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别具一格，首次提炼出《甲申三百年祭》所蕴含的历史教训，即“警惕在胜利时刻陷入骄傲的陷阱”。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党发布了一项联合通知，强调《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价值。通知中明确提出，全党上下，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在面临任何有利形势与实际成果时，无论个人在党国中贡献卓著、声望显赫，都必须始终保持清醒与学习的姿态，绝不可因一时得意而忘乎所以。

【转换失败】： 党中央、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的同时，又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发单行本，供全党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1944年12月，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于11月21日所寄的回信。信中毛泽东写道：“详阅来示，……对你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我们将其视为整风文件。无论是小胜或大胜，都可能导致骄傲情绪，从而招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何克服这种倾向，实乃值得我们深思，……尽管我谨慎从事，唯恐出现差错，然而隐患可能从意想不到之处滋生；若你发现任何错误，望能随时告知。”毛泽东与郭沫若就《甲申三百年祭》所展开的书信交流，构成了“甲申对”的核心内容。

三、“甲申对”与突破历史周期。

“《甲申三百年祭》原本是我撰写历史论文的成果，得益于毛主席的指导，将其转化为革命的利器，并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主席向全党推介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其深意在于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维持“不因成就而自满，不因安逸而懈怠”的清醒精神状态。

实际上，自建党及大革命时期起，毛泽东便开始从用兵策略的视角，吸取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诲。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对李自成“失败之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得出结论：仅靠“暴动”无法赢得革命的胜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上黄巢、李自成的流寇主义，在当今环境下已不再可行。”此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更是满怀热情地颂扬农民革命。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当前的抗日斗争，实质上也是农民的抗日。”

1944年，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渐显，众多人心绪浮动，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情绪，并毅然决然地立下决心，要根除这种骄傲自满的心态。5月20日，他郑重提出要重新印发《甲申三百年祭》，以此警示同志们切勿在胜利时刻重蹈骄傲自大的覆辙。

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际，毛泽东借李自成的历史教训，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即便手持武器的敌人已被剿灭，那些未持武器的敌人亦将继续与我们展开殊死搏斗，我们绝不可对这些敌人掉以轻心。”在前往北京的途中，毛泽东再次提及《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这才仅仅是略读其首，这篇文章值得我们终身研读！”

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性。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并由郭沫若亲自题写书名。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中，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的思考并未停歇。1972年2月，人民出版社再度推出这部经典之作。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先生的《甲申百年祭》一文于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与读者见面。

在毛泽东数十年的领导历程中，《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剖析给予了他深刻的启示。他常以李自成为反面教材，以此自勉并教导同仁。探究《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广受欢迎，关键在于其蕴含的“以史为鉴”的政治智慧。“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成为中国共产党从这部作品中汲取的最为重要的教训。

“窑洞对”是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

“窑洞对”的深远意义在于揭示了如何突破历史周期率的束缚与轮回，并探索在国家治理中开辟一条全新的民主路径。毛泽东与黄炎培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命题的对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窑洞对”起源。

【转换失败】： 抗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坚持奉行独裁统治，国共两党政见不合，局势十分紧张。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共同起草电报，并于次日由褚辅成、黄炎培等7名民主爱国人士联名发出，向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担忧。他们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就国内团结问题继续磋商，以推动抗战胜利的尽早实现。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6月18日，正值中共七大圆满落幕仅一周之际，毛泽东与周恩来联袂发出复电，热情洋溢地邀请黄炎培等国民参议会参政员莅临延安，共聚一堂，共商国是。

7月1日，王云五因健康原因未能随团前来，而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则特地前往延安进行了访问。在为期五天的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人与黄炎培一行进行了三次会晤。延安的空气清新宜人，当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深厚拥护和真挚爱戴，给访问团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我活六十余载，虽未曾亲历，但目睹之事，无不令人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无论是个人、家庭、团体、地方，乃至整个国家，许多单位似乎都无法摆脱这一周期律的束缚……对于中共同仁，我虽略知一二，但衷心希望你们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以摆脱这一周期律的束缚。”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回应：“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我们能够打破这一周期律。这条新路，便是民主。唯有让人民成为政府的监督者，政府方不敢懈怠。唯有当每个人都肩负起责任，方能使政权稳固，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剧。”

1945年，正值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前40天，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中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打破“兴也勃然、亡也速然”的历史周期率的经典对话。这场对话因其发生的地点而闻名，后世称之为“窑洞对”。

第二，“窑洞对”乃毛泽东与黄炎培基于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深入探讨与长期思索，所碰撞出的智慧火花。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会晤，中共方面并未对外披露。然而，鉴于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深感触动，他在返回重庆后，便以《延安归来》为题，撰写了一部著作，从而使得此次谈话得以公之于众。

一方面，“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这句发问，堪称黄炎培言辞中最精要的表述。关于如何破解“民族兴亡周期率”的沉思，黄炎培最早可回溯至1942年6月，彼时他针对“揭示民族兴亡周期率，寻求破解之道”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黄炎培坚信，一个国家的强大，一方面依赖于全民的勤勉与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则需要敢于牺牲。在8月2日，他深入思索并记录下破解民族兴亡周期率的“不二法门”，最终将其精髓凝练为“自强不息”。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此问题深思熟虑，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归纳总结。在“窑洞对”中，毛泽东所表达的观点并非随意而言，实则我党在此领域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推行民主，使人民得以监督政府，这一理念起源于我党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际。人民监督政府，正是毛泽东的创举。在苏区，群众享有对苏维埃政府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督促权。除“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社”这三个群众监督组织外，中央苏区享有公民权的一切人士，均可直接对任何干部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检举乃至控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其人员构成应遵循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偏不倚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原则。此举旨在使我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与各界人民共同参与民主决策。

此外，党的七大所营造的浓厚民主与团结友爱的氛围，亦深深触动了毛泽东。当时大会发言者多达二十余人，其中八位曾犯过错误的同志勇敢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积极倡导选举几位曾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王明在内。许多代表对于选举这些同志，尤其是王明，感到难以理解，毛泽东便指示各代表团进行说服工作。在选举唱票环节，当听到王明的得票数超过了半数，他才从会场中离开。七大通过这种广泛的团结，成功凝聚了更多同志的力量。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党内民主进程充满了信心。故而在1945年，面对黄炎培的“窑洞之问”，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应道，我们已找到了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那就是民主。

三、“窑洞对”及突破历史周期。

历史周期率，通常是对古今中外众多政权所呈现出的兴衰更迭、存亡轮回这一历史生命周期现象的提炼与归纳。其核心内涵，实则揭示了“王朝更替、周而复始”这一政治兴亡的周期性规律。

“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此语源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其中记载：“禹、汤之兴，罪己以自省；桀、纣之亡，咎人而不自责。”其意阐述：禹与汤，因能自省其过，引咎自责，故国家得以迅速繁荣；而桀与纣，却推卸责任，将过错归咎他人，致使国家迅速走向衰败。

在深入分析历史周期率的形成机理时，黄炎培指出，创业者起初勤勉治国，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们逐渐沉溺于享乐，精神状态逐渐松懈。前辈们辛勤耕耘，而他们的后代却满足于现状，惰性滋生，最终演变为一种难以逆转的风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统治者往往盲目追求扩张，致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难以有效地进行治理。这三重问题最终导致了“政怠宦成”和“人亡政息”的局面，使得历史的兴衰更替和荣辱循环反复上演。

在回应黄炎培的关切时，毛泽东所阐述的见解实则深藏着人民、民主、监督三大核心要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依靠群众路线来践行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治理彰显了人民的意志，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以防止权力被滥用。此种模式不仅将权力完整地交还给人民，而且能真实地映射出人民群众的意愿，有效化解了因社会分配不均可能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在1945年盛夏的7月，毛泽东同志与前来延安参观的黄炎培先生进行了温馨的会面与深入交谈。

此后，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激发起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思索，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寻求突破历史周期率的路径，并付诸实践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同志便在此议题上不懈探索，寻求解答，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一条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民主新径”。他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大力推动整风、整党运动，坚决查处和惩治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党的纯洁性；同时，他探索并确立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途径，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监督等多元化监督机制，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党的先进性；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新成立的国家政权应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务必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内部的民主权利，并对敌人实施专政。这些举措无不彰显了毛泽东同志对“民主新径”的深刻探索与实践。

毛周“赶考”

“赶考精神”不仅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破解历史周期率、实现优异成绩的深邃思考与远见卓识，更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强大精神支柱。这标志着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的思考达到了新的深度与高度。

“赶考对”的起源。

历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国民党所倚赖的军事主力几乎被彻底消灭，党所引领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曙光日益显现，建设新中国的使命已然提上日程。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党如何以何种执政心态和风貌迎接全国范围的执政考验，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949年3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于西柏坡圆满召开。毛泽东同志以非凡的清醒与冷静，向全党发出警示：“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中国的革命虽然伟大，但革命胜利后的道路更长，所面临的工作更为艰巨、更为艰苦”，“我们必须让同志们持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必须让同志们持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两个务必”的提出，宛如为即将到来的重大考验——“进京赶考”注入了一剂“清醒剂”。

3月23日，毛泽东同志及其中央书记处成员，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启程，北上北平。在这一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深刻领会到历史周期律的警示意义，针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如何有效治理这一时代性的课题，在出发前，他向周恩来同志表示：“今日，正是我们进京赶考之时。”周恩来同志笑着回应：“我们理应都能顺利通过考试，绝不应有所退步。”毛泽东同志坚定地说：“一旦退步，便是失败。我们绝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我们都渴望取得优异的成绩。”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段传世对话，被史家称为“赶考对”。这段看似轻松愉快的对话，实则深刻地展现了我们党即将肩负的执政重任以及面临的政治考验。

其次，毛泽东将进京比喻为“赶考”，是对传统“赶考”概念的升华与提炼。

“赶考”一语，源起于我国科举时代，乃是对学子赴京应试的通俗描述。1949年三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委员会迁离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之际，将“进京执政”巧妙地比作“赶考”，看似随意，实则内含对新中国政治走向的深邃洞察，使“赶考”一词获得了独到的政治内涵。此词不仅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即将面对的种种挑战与考验，亦彰显了党对自身责任的清醒认知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将“赶考”这一命题提升至执政理念的新高度，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价值。一方面，他借鉴了中国历史兴衰的教训，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虽胜却迅速覆灭的惨痛经历，以此警示全党同志必须保持谦逊谨慎、勤勉奋斗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即将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执政，面临全新的历史使命与挑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因此，“进京赶考”不仅是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醒，更是对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持续进行自我革新、接受人民监督的永恒要求。

毛泽东的“进京赶考”不仅超越了传统考场、考生、考官与考卷的界限，更被赋予了更为深邃的政治内涵与时代价值。

辽阔的中国版图被喻为“考场”，而全体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一例外，都被视为“考生”。他们都在这场“赶考”中，深思熟虑，认真应对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考官”，更是对共产党“赶考”成效优劣、是否达标拥有最终评判权的见证者。自革命胜利以来，如何巩固政权、建设新中国，以及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成为了“考卷”的核心内容。解答这一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持续弘扬民主精神，坚持“两个务必”，让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防止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毛泽东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以“赶考”为喻，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他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坚定决心。

第三、“赶考”与突破历史周期。

“进京赶考”可视作对“甲申对”在时空上的回响。至于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自信源自何处，经过细致剖析，我们认识到这主要根植于西柏坡时期。在那个革命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成功应对“赶考”的挑战，引领全国人民顺利转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实践与筹备。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正式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此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解放区农民参军作战和支援前线的热情，为中共中央实现“进京赶考”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期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连续四次召开重要会议，进行了一系列的学习与部署，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逐步培养了党员干部的“赶考”精神，为成功“进京赶考”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49年三月，毛泽东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经济领域，中共中央于西柏坡先后设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及华北财经委员会。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此地宣告成立，并推出了首套人民币，为“进京赶考”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后盾。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中央通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创建华北大学、中央外事学校等各级学府，以及设立华北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军委航空局等系列创新机制，为“进京赶考”打下了坚实的组织根基。在制度建设层面，中共中央确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完善了党委制及干部管理等一系列关键制度，出台了“六项规定”，发布了“八项注意”，为“进京赶考”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然而，正当一些即将踏上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肩负起引领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际，却有一部分党员和干部滋生了“革命到顶”的错误思想，以为革命终于迎来了尽头，接下来应当过上安宁的生活，享受片刻的宁静。毛泽东巧妙地以“赶考”为喻，再次向众人强调了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和防范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既是当务之急，亦至关重要。

在全国执掌政权之际，毛泽东以“进京赶考”的谦逊态度和“绝不当李自成”的坚定决心，将自我革新的政治基因深深植入新中国的政权体系之中。他通过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等多种形式，不断净化党员干部的队伍。

因此，在“甲申对”、“窑洞对”以及“赶考对”中，毛泽东对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认知，随着中国革命步伐的逐步推进而不断深入，彰显了他在对同一问题持续探索中，认识不断发展的轨迹。